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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士兵到两杠四星

梁祖国 2020-10-18
梁祖国魏慧丽小说《从士兵到两杠四星》,作者文笔极佳,题材新颖,推荐阅读,这里提供从士兵到两杠四星梁祖国魏慧丽小说阅读。从士兵到两杠四星小说精彩节选:1979年12月7日,是我今生...

梁祖国魏慧丽小说《从士兵到两杠四星》,作者文笔极佳,题材新颖,推荐阅读,这里提供从士兵到两杠四星梁祖国魏慧丽小说阅读。从士兵到两杠四星小说精彩节选:1979年12月7日,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。就是在这一天,我拿着奶奶、父母、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,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,告别了故乡、亲人和朋友,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。

A、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

1979年12月7日,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。就是在这一天,我拿着奶奶、父母、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,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,告别了故乡、亲人和朋友,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。

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,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。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,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。我赶快伸出头去,看到华灯璀璨、霓虹闪烁,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。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,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。

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,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,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,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:“大家醒醒。到了,下车了!”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,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。心想,难道到东北了吗?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,对地理位置,在头脑中没啥概念,不知道哪是哪。

原来,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。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!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,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我们全部下车后,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“大解放”,“大解放”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,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。我们下车后,看到了“热烈欢迎新战友!”的标语;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。

这哪里是城市?分明是大山沟!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。在验兵时,总听人说,这批兵好,是技术兵,驻守在大城市。还没容我多想,我们很快就列队、点名、分班,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。

按部队的规矩,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,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,从起床、叠被、洗刷、吃饭、穿衣;走步、跑步、正步等科目做起,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。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。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,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。被子要叠成“豆腐块”,吃饭、穿衣要有时间限制。就说简单的走步吧,在家谁不会走?可在部队就不行了。步幅、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。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。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,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,但进步并不大。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,还真不太容易呢!

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、江苏两省5地。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、禹城县、齐河县;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、丹阳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,不是以地域山东、江苏形成两大派系,而是以城市兵、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。城市兵聪明,见多识广,接受新事物快,学习训练进步大;农村兵朴实,肯吃苦,但反应慢,没见过什么世面,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。所以,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、讽刺和挖苦。

有一次,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。洗澡,当然要脱光了衣服,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。可是,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,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。在家时,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,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。在大庭广众面前,我非常难为情,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。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,我才尴尬万分、慢腾腾地脱衣服,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。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,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,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。

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,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。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。课余时间,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、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等抒情歌曲。那挥手之间的动作,那抑扬顿挫的旋律,让人倍感钦佩。我私下里想,这么好听的歌,咱咋没有听过呢?

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,我终于在队列、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,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。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:练射击,必须把左眼闭上,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。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,根本没法瞄准。没有办法,只有苦练。这样我就走路时练,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,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。

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,射击、投弹是硬指标,射击是环数,投弹是米数。

正式射击那天,我非常紧张,怕打个不及格。可是鬼使神差,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在射击时,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,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,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。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,我吸取了教训,开始冷静了,3发子弹各命中8环,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。

这时,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:“梁祖国你咋搞的?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(他和我一个毛病,却打了个全班第一)。”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:“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,没有办法,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。”

射击结束了,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,把营归……”我却只张嘴不出声,黯然神伤。

那天晚上,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。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,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,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。他说: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,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,你争取拿个好成绩,以弥补射击的不足。”我默默地点点头。

没过多久,实弹投掷开始了。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,心想,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,让大家看看。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,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,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。可没有想到,由于用力过猛,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。突发的状况,使我一下傻了,站在那里不动了,并且,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,非常危险。这时现场一片惊慌,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。手榴弹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,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。幸亏没有出现“王杰”式的英雄,不然,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。

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。晚上,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。我也只有痛哭流涕,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。心想,不管怎么批,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。徐班长最后说:“你们下连后,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。要是上前线打仗,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,非把你退回去不可。”听到这话,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。

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。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、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,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。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,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,刘春河、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,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,就我分的最差——步兵六连。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

B、当上了文化教员

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,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。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(部队建营房用)。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、高德成、孙文水、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。当时连长是张志发,河南人;指导员叫张以明,辽宁人(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)。到连队后,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。

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。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,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。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,也有6个孩子。看到这家不辞辛苦、日夜操劳的女主人,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。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,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;我和副班长住一起。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,副班长叫孙启新,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;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,都属于泰安地区。我们到班里后,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“男女关系”问题。因部队移防几年后,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,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,严重影响了军政、军民关系。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,与店子村的“村花”黏黏糊糊,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“决斗”,最后,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。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,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“立功赎罪”。当时,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,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,就批准了他的要求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,在战斗中英勇杀敌、荣立战功,被破格提拔为军官。

听了陈班长的话,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,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。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,比我小一岁,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。偶尔她与我说话,我会面红耳赤,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。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、逗逗乐子,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,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。

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。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,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,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。每天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,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,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。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,也不是技术兵,并且,自我们这批兵开始,以后控制入党数量,取消战士直接提干(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)。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,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。

正在这时,1980年5月,一封署名“潘晓”的读者来信《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?》发表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。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,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。恰在这时,济南军区《前卫报》又刊登了一篇《三个希望都落空,我的前途在哪里?》署名“一名老战士”的读者来信,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。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、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,感到情真意切,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。针对这种思想苗头,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革命人生观”教育,重点解决“为谁当兵?为谁打仗?”的问题。通过深入细致的“革命人生观教育”,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,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,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。

思想问题解决了,工作劲头也足了。虽然,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、还苦,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,生活是温馨的。

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,管理不便,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。在新兵连时,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,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,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。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。

有一天晚上,我正在学习,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。他问我:“你是啥文化程度?”我说:“高中毕业。”他听了后说:“好!小梁子,好好学习,争取考上军校。”听了张指导员的话,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。

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,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,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,到团里参加培训。那时,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,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。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,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,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,为他们补习文化。

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。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,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,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,然后,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。就在培训期间,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。这时,室内进来一位穿“四个兜”军装的干部,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。王干事给我介绍说:“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,分管新闻,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,大名鼎鼎啊!”听到介绍,我肃然起敬,真是太了不起了,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。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、很随和,微笑着说:“老王,你又拿我开涮!”然后,王干事又指着我说:“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。”说着,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。果不其然,回到连队不久,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和军区《前卫报》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,最后署名是“郭金山”。尤其使我振奋的是,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“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”的消息。从此,我就有了另一个“情结”。

C、在全师作巡回报告

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,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。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,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。回到营区便于管理,一切又走向了正规,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。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,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,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。所以,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,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。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,所以就有了竞争。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,但老实肯干。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,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,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,再打扫室内,为此,经常“遭到”班长的表扬。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,同为新兵,人家表现那么好,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。有很多次,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,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。有一次,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,4点钟就起来了,这时天还苍苍的,四周还灰蒙蒙一片。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,可看看天太早,班里同志还在睡觉,不能打扫室内,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。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,所以也没“遭到”任何表扬。这时,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。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,我把笤帚、拖把都藏了起来,等到天快亮了,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,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。

后来,这事还是被陈班长知道了,对我进行了批评。教育我要端正思想,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,正确对待荣誉,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觉悟,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班长的批评教育,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。此后,不管表扬不表扬,我都坚持到厨房帮厨,打扫公共厕所,到连部掏灰渣,为排长洗衣服等,并做到持之以恒。这样我不但多次受到表扬,还受到了连嘉奖。

我们排长叫刘国义,湖南常德人。我开始帮他洗衣服,确实并没有想让他知道。每次我都是偷偷拿出来,洗后晾干叠得板板整整再悄悄放回去。没想到后来他还是知道了,他找我谈话说:“以后再不准帮我洗了。你还年轻,多学点东西,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方面!”

刘排长的话语重心长、掷地有声,发人深省、让人深思。连队回到营区后,主要担任团礼堂的建设任务。在这个建设任务中,我作为新兵主要任务是为老兵砌好的墙“勾缝”。相对老兵们来说轻松很多。那时团电影组有个广播站,专门播颂各单位涌现的好人好事,这样我就把连队“加班加点赶进度,热火朝天盖礼堂”等先进事迹,写成稿子送到电影组。有一天中午,我正在搭得很高的架子上“勾缝”,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“下面播颂由六连战士梁祖国提供的报道……”后面播的啥,我根本没听进去,激动得我身子一晃差点从很高的架子上掉下去。从此以后,就在我们团的广播里不断听到我的名字。在这期间,我除了写广播稿外,也偷偷给《前卫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寄稿子。可一连寄了几十篇都是泥牛入海——没有消息。这样我就经常找团里宣传股负责新闻的郭干事请教。郭干事非常热心,耐心给我讲解辅导,使我进步很大。

1980年6月,我经连队推荐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考试,因我高中毕业的“水分”太大,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的——名落孙山。那次我们团共有5名同志被全军各类院校录取,其中山东两人、江苏三人。据我了解他们全是参加过高考的“大学漏子”。身边战友考取的现实,更进一步增强了我考军校的决心。

人前的风光,源自背后的汗水。看来我的军校之路还任重道远,必须有一个长远规划才行。连队除了施工外,还要进行政治教育等集体活动,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想个办法才行。怎么才能有时间学习呢?这时我想到了去喂猪。因为在连队当饲养员比较清闲、业余时间多,许多同志因嫌名声不好听而不愿意去。深思熟虑后,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要求当饲养员的申请书。张以明指导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,找我谈话说:“你的心情我能理解,你这种不怕吃苦的思想也值得表扬,但当饲养员一般都是老同志,干几年后好给他们解决组织(入党)问题。新同志一般不会考虑。”

此路不通,我该怎么办呢?此时,我突然想到4月份的一个晚上,我拿着一篇稿子到宣传股找郭干事请教。走进办公室,发现一个穿着“两个兜”、比我老的战士趴在桌上写稿子。这时,郭干事给我介绍说:“小梁,这是三营八连的战士张先岭,也是你们山东老乡,比你早入伍两年。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,所以我们把他调上来当专职报道员。”当时,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课上,对郭干事的话也没多想。

此时,郭干事的话使我幡然醒悟。我心想,今后努力写新闻报道,等报纸上发表了,不就能脱离连队,调到机关当专职报道员了嘛,那不就有时间学习了吗?拿定主意后,我先放下了文化学习,抓住主要矛盾——那就是刻苦钻研新闻写作,争取早日见报。

1980年12月10日,是我难忘的日子。在这一天,济南军区《前卫报》三版刊登了我写得一篇不足500字的“处女作”,没想到此后它竟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现摘录如下:

某团三十名干炊事工作的老战士总结经验留给连队

某部队某团30名超期服役的炊事员,在即将离开部队的前夕,以自己的亲身体会,写出了40篇炊事工作经验,留给连队。

四连炊事班长李久生,当了六年炊事员。在这期间,他虚心向老炊事员请教,并先后阅读了《烹调技术》《中国名菜谱》《营养学》等十几本有关书籍,还利用探家机会到湖南省的4个著名饭店取经,对烹调技术比较熟练。李久生看到自己快要离开部队了,就抓紧时间总结了6年来的炊事工作经验,并翻阅了40多项技术资料,不顾疲劳,认真编写《野炊》《粗粮细做》《烹调》等技术资料和经验体会。六连炊事班长陈成伦对改灶节煤有一些办法。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,总结出节煤的经验,传授给同志们。

(原载《前卫报》1980年12月10日三版)

我写的稿子见报了,这在连队成了新闻。从连领导到排长、班长都给予了表扬,老乡们也都跑来为我祝贺。我更是激动万分、夜不能寐。那天夜里,我拿着手电在被窝里把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文章看了又看,并总结了过去几十篇稿子石沉大海的原因。

稿子见报后,多数人给予了称赞,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红眼病”。有的说,“还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,再上一篇看看?”还有的说,“这是不务正业,是名利思想在作怪。”出乎他们预料的是,十多天后的12月28日《前卫报》二版,又以“某新兵连建立新兵特长爱好登记卡片”为题,再次刊登了我写的文章。这下在全团引起轰动,一个新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两篇文章,这在全团过去是从没有过的。

稿子的见报,赶走了心中落榜的阴霾。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又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。正在这时,我没想到父亲来部队看我了。亲人相见格外激动,我和父亲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客房里彻夜长谈。原来这次父亲来是有目的:就是原来跟我提过的那个女孩的家人又催了,问到底怎么办?你考学又没考上,是否回心转意了?不然人家可不再等了。听了父亲的话,我心里就有些生气。我从来没答应过什么,更没让人家等我。我把我的想法给父亲说了,同时再次表明我现在坚决不找对象的决心。

如果说过去我对城里的姑娘,没有什么具体印象的话,但我现在确确实实有了。看看团机关的参谋、干事和助理员,还有我们连的排长们,他们个个找得都是城市的姑娘。她们修长的身材,如花似玉的容貌,讲究美艳的穿着,举手投足间的风韵,都让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男子如痴如醉、遐想无限。我们部队虽然驻守在山沟里,但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来自沈阳、石家庄、长沙、大连、青岛等城市美若天仙的女子,纷至沓来?就因为他们是军官。“家有梧桐树,凤凰自然来”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,军队的政治地位很高,这些漂亮的女子常常因自己找了个军官做对象而倍感自豪和骄傲。那时,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千难万难,一定争取提干,也像这些年轻的军官一样,找一个城市姑娘做媳妇,决不能让我的悲剧在我的下一代重演。

父亲未能说服我,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,但听了连队领导和刘排长对我的介绍,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。

父亲回去不久,我们师隆重召开了1980年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。在那次会上,我以“新战士怎么迈好新闻报道第一步”为题作了典型发言。会后,根据师政治部领导的意见,我在全师所属的炮团及其他三个步兵团等单位做了巡回报告。

巡回报告一结束,我就顺其自然地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专职报道员,实现了我原来的设想。

到了机关后,别看“两个兜”,但除了工资待遇以外,其他与机关干部一样。工作有专门的办公室,吃饭是机关食堂。并且,机关干部吃饭还花钱买饭票,我因为有伙食费就不用花钱了。因为我是战士,所以领导对我的要求也不像机关干部那样严格,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自己支配。但政治待遇还是享受了,每当到哪个单位采访,人家都高接远迎,热情地介绍“这是团政治处的某某”。每当这时,我就想啥时真正成了政治处的人就好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的1994年6月,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政治机关总政治部。

为了“踢好头三脚”,能在政治处长期干下去,实现我的“既定方针”,我拿出了在连队施工的劲头,无论白天还是黑夜,拼命采访、写作。当然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写的稿子不断见诸报端,有时甚至一个版面就有我的三篇稿子。

在忙忙碌碌中,又到了6月份考军校的日子。上天好像有意眷顾我,那年的军队院校招生又有了有利于我的新规定:第一年入伍的不能参加招生考试,以后军校招生都从第二年的优秀战士中选拔。当听到这个消息后,我是既高兴又担忧:高兴的是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我少了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;担忧的是许多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就是抱着考军校来的,新的规定对他们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。这在全军肯定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,作为一名新闻报道员,我捕捉到这个信息后,就连夜采访了许多今年想报考军校的新战士,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稿子发往报社,很快在6月7日军区《前卫报》一版重要位置刊登了。这篇报道,对全军区暂时不能报考军校的新战士起到了安抚军心、稳定情绪、鼓舞士气的作用。

现摘录如下:

报考条件不够工作干劲不减

某团320名新战士思想稳定工作积极

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。某部队某团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新战士,识大体、颇大局,思想稳定,工作积极,努力为连队建设作贡献。

这个团共有320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新战士。他们听说去年入伍的新战士,有四名第一年就考取了军队院校,所以,考学的心情非常迫切,不少新战士让家里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、数理化自学丛书,认真复习,准备报考军队院校。可是,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有了新规定:服役满一年以上的优秀正副班长和战士才有条件报考。这一来,许多新战士不能报考了。但他们能正确对待,仍然勤奋工作,斗志不减。一炮连新战士刘坤,入伍前参加地方高考只差六分落榜,现在他已复习完了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。他说:“当兵首先是尽义务,入学是第二位的,这项规定我坚决赞成。”训练中,他发扬“两不怕”的革命精神,苦练苦钻炮兵专业,两次炮兵理论考核都得了满分。他还热情鼓励排里两名符合条件的战士报考,把自己的书全部给他们看,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辅导。五连新战士谭诚胜在学校是有名的数理化尖子,高考期间因病未能参加考试。当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,他各项工作仍扎扎实实,刻苦认真。最近,连队进行射击(第一练习)、投弹、政治、文化四项考核,他都取得了优秀成绩,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。

(原载济南军区《前卫报)1981年6月7日一版)

由于我在新闻报道中的出色表现,虽然我的预考成绩很不理想,但负责招生考试的团政治处干部股,还是破例让我参加了全军统考,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。

第二次落榜对我打击很大,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。但想想当兵时的誓言,想想在家庭中作为大哥的责任,我深深感到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,那就是拼搏进取,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

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我还得继续努力。努力了不一定成功,但不努力就永远接受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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